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饒宗頤自述家學經歷

    
發佈時間:2015-04-28 14:48  


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

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,在潮州是首富,家人很會做生意,積攢了大量的錢財。家庭條件非常好,可以玩兒的東西很多,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壹個玩物喪誌的公子哥兒,但命裏註定我要去做學問,我終於成了壹個學者。我小時候十分“孤獨”,母親在我二歲時因病去世,從此我跟祖母住在壹起。父親壹直生活在沈悶之中,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,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:壹是家裏訓練我寫詩、填詞,還有寫駢文、散文;二是寫字畫畫;三是目錄學;四是儒、釋、道;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。

除了家學,少年時對我影響很深的還有兩個人:壹是孫詒讓,另壹個是顧炎武。我治甲骨文的動機來自孫氏,他是我學問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;而我肯鉆進去,肯走艱辛的學術之路,顧氏對我的影響最大。

我認為,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。要做成學問,“開竅”十分重要,要讓小孩心裏天地寬廣,讓他們充滿幻想,營造自己的世界,同時要註意引導他們少走彎路。

“宗頤”名說“選堂”字說

父親為我取名“宗頤”,是期望我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。因緣巧合,後來在山西華嚴寺、日本大德寺均有過壹主持叫“宗頤”,我想或許他們就是我的前身。至於“選堂”,主要是我讀書喜歡《文選》,繪畫喜歡錢選,還有道教的創世紀遺說“選擢種民留伏羲”裏講到“選民”,也是對我的壹個發現作個紀念。

我作書畫和題詞,落款最常見的用號是“選堂”,有時也用父親為我起的這個名——宗頤。我的兄弟排宗字輩,我二弟名叫宗械,為什麽叫宗械,因中國宋朝有位理學家叫張械,父親希望二弟能師其見識高,踐履實。除了乳名之外,我還有兩個大家少知的別號,壹個叫伯濂,壹個叫伯子。濂是濂溪的濂字,父親是希望我像周敦頤壹樣;伯是大,我是長子,所以叫伯子,我作的書畫曾題饒伯子。

治學格局應開闊軒昂

我看了王國維(靜安)的書受到他的影響。我從他的治學規模與識見中,懂得治學的格局應該是開闊軒昂的。只有這樣才使學問做得圓融、有通識,才能開拓學術之區,補前修之未逮。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壹位印度人,印度漢學家白春暉的父親白老教授。在印度見到他的時候,他已經90歲了,他治學的精神和方法,令我震動。他著了壹本印度文化史,裏面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,追到源頭,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。後來我做學問也這樣“溯源”不已,然後再“緣流”而下。

我11歲時寫了《後封神榜》,很可惜這本書不知散落何處,至今還沒辦法找到。我七八歲時讀《封神榜》,最引我入勝的是壹個“神”的問題,這樣我就寫了壹部小說叫《後封神榜》。

學問起步於編著鄉邦文獻

我自少年時代就留心鄉邦文獻,弱冠嘗著手輯《韓山誌》,訪耆老,征遺文,連類及之,又為潮州廣濟橋撰誌,以壹橋之細,勒成誌書,其例罕觀,而廣濟橋以浮舟作“活動橋”,成為橋梁史上之特例,茅以升先生評定該橋為全國五大古橋之壹。1936年前後,我考證廣濟橋史料,成《廣濟橋誌》,刊於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專刊上,所撰《韓山誌》,惜稿已軼。

16歲編撰父親未完成的《潮州藝文誌》,使其成為潮州歷代文獻的裏程碑著作。18歲完成該誌的續寫,因《潮州藝文誌》見重士林,19歲時受聘為中山大學《廣東通誌》館專任纂修,治古代地理即植基於此時。

我父親饒寶璇,又名饒鍔,早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學院,曾任《南粵報》主筆,也是南社4成員之壹。他平生致力考據之學,壹生殫精竭力,集鄉先哲遺籍,上溯唐宋,下迄清季,凡所搜括,不下千種,迨至纂輯《清人別集》,竟以勞而致疾。彌留時,深以屬稿未成為憾。他對平生著作俱不之惜,而獨倦倦《潮州藝文誌》。父親為的是表彰先賢,故十分心切。我經過三年時間的奮心尋檢,對全書20卷訂訛補遺,終於補訂成編。初刊於《嶺南學報》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。

在我成長過程中,有壹位叫王韓的老師對我影響較大。我上中學第壹年時,他是我的老師。他原名是思愈,意思是學韓愈。他原來是反對佛教的,後來日本密宗大僧“權田雷斧”給他灌頂,他開始參修佛法,成為佛法大師,稱王弘願。他家裏購有壹部小印刷機,他自己的講道很快就能印出來,這可以說是他成功的原因之壹。香港的佛教受他影響很深。

從幼年起,我朝夕浸泡在天嘯樓讀書,家藏十萬部書,我究竟讀了多少,現在無法想起。這樣壹來,上正規學校反成為“副業”,我總覺得學校裏老師講的,我早已知道。還有我喜歡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,家學正適應我的學習特點,不上學也變成順其自然之事,父親也同意了。但是,我的古文老師王慕韓有壹個主張對我影響極大,就是做古文要從韓文入手,先應其大,養足其氣,然後由韓入古文,化百煉鋼為繞指柔,這是作文正途。

中山大學給了我許多學問

我的許多學問是中山大學給的。1935年因續編《潮州藝文誌》而知名,中山大學校長鄒魯聘請我擔任《廣東通誌·藝文誌》的專任編輯,時年19歲;同年,加入顧頡剛創辦的禹貢學會。23歲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,30歲任華南大學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,32歲被聘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、副主任委員。這些歷程,都從中山大學開始,中山大學是我做學問起步的地方。

我的學問確實是中山大學儒染出來的,我十分感謝中山大學。我還要感謝我最早的知己——顧頡剛先生,他非常了不起,不拘壹格,任人唯才。我是他第壹個提拔的人,他在《禹貢》看到我發表的文章,不知道我多大,其實我當時18歲。這是我最早發表的論文,此前我同顧先生都還沒見過面。在大名鼎鼎的嶺南才俊中,我是晚輩後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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